、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研究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下降，引发睾丸癌、乳腺癌和生殖器官畸形。单在美国，雌性激素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病率就增加了50%。虽然原因尚不明确，证据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已经下降了50%。这些化学品能够破坏野生动物的繁殖能力，证据确凿，不可辩驳。3名研究人员检查过《环境卫生研究院杂志》的数据后总结道：“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种群正面临危险。”很多问题都预示着动物和人类的生殖系统将发生巨大而不可预测的变化，但是当前的危险性评估并没有考虑杀虫剂的潜在危害。新z.府建议进行这样的检测。
这些化学品的卫士无疑会作出传统的回应：在人类身上的研究没有发现化学品和疾病的直接关联；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尽管一些巧合强烈地要求作出谨慎的决定，而不是鲁莽行事）；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人类。这些回答让我们想起了蕾切尔·卡逊从化工工业及其资助的大学科学家得来的回应。她早已预料到这样的回应，并在《寂静的春天》里写道：“公众服下了掺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在内政部任职、安·戈萨奇在环保署任职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的行为竟然被当作既精明又经济的务实主义。例如，在戈萨奇的环保署，杀虫剂的替代方案——病虫害综合治理（IPM）被当作异端处理。环保署禁止相关书籍出版，IPM方法的证书被认定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z.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并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潮流。我们的政策遵循三个原则：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化学品、更多地用生物制剂替代。
显然，明智的杀虫剂使用方法要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并考虑经济因素。但是我们也要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标准要明晰而严格，检测要全面而可靠。长久以来，我们设立的儿童杀虫剂残留容忍值一直是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的经济效益才能证明其合理性？我们不仅要检测化学品对成人的影响，还要检测对儿童的危害。不同化学品组合的效应也要检测。检测化学品不仅是为了减少恐惧，更是为了减少必然会令我们恐惧的东西。
如果不需要使用杀虫剂，或者杀虫剂在特定条件下会失效，就不应该使用它。必须有真真切切的效益，而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猜想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