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像人类演化理论一样深入人心。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将这种对男性的默认直接视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其生物学专著《动物之生殖》中，他写道：“事实上，后代中出现了雌性而非雄性，就是第一次偏离类型。”（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失常算是“一种自然的必然”。）
在两千年后的1966年，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原始狩猎采集社会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叫“作为狩猎者的人类”。75名社会人类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讨论狩猎在人类演化和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会议的共同结论是，狩猎活动极为重要。[1]与会者后来编撰了一本书，其中收录的一篇论文称：“是生物习性、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使我们有别于猿类——而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远古时代的狩猎者。”听起来很好，只是，正如女权主义者指出的，这种理论对女性演化构成问题。因为那本书明明白白地指出，狩猎是男性的活动。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的智力、兴趣、情感和基本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功适应狩猎带来的演化产物”，这对女性人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人类演化是由男性驱动的，那女性还能算人类吗？
人类学家莎莉·斯洛克姆在她197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作为采集者的女性》中，质疑了所谓“作为狩猎者的人类”的首要地位。[2]她认为，人类学家“搜集男性行为的例子，并假设它们足以解释全人类”。所以，为了打破沉默，她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男性外出狩猎时，女性在做什么？”答案是：采集、给孩子断奶、在“更漫长的婴儿依赖期”照顾孩子，而所有这些行为都需要合作。斯洛克姆指出，基于这种认知，“认为人类的基本适应源自男性狩猎和杀戮的欲望，这种结论过于倚重攻击性，而攻击性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因素”。
斯洛克姆在4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项批评，但是演化论中的男性偏见仍然存在。英国《独立报》2016年的一篇头条报道写道：“研究人员发现，人类演化出了致命,bao力的天性。”[3]这篇文章介绍了一篇学术论文，名为《人类致命,bao力的系统演化根源》。论文声称，经过演化，人类对本物种的致命程度达到了普通哺乳动物的6倍。[4]
毫无疑问，对人类族群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现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致命,bao力绝大多数是男性实施的：一项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