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主要是行政管理，提供的晋升机会很少，被人在私下称为“妈妈”轨道——因为“妈妈们”不适合职业发展轨道需要的那种工作文化。[122]再加上生育对女性晋升机会的影响（取决于她是否有能力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多年并以此证明自己的忠诚度），无怪乎70%的日本妇女在生育第一胎后会有10年或更长时间不工作，还有很多人永远退出劳动力大军。相比之下，美国女性的这一比例为30%。[123]也无怪乎日本在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位居世界第六，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三。[124]
长时间工作的文化在学术界也是一个问题，而围绕典型男性生活模式设计的职业发展体系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欧盟一份关于欧洲大学的报告指出，对奖学金设置的年龄限制是在歧视女性：女性更有可能经历过职业中断，这意味着她们的“实际年龄比‘学术’年龄大”。[125]《宝宝重要吗：象牙塔里的性别和家庭》一书的合著者尼古拉斯·沃尔芬格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大学应该提供兼职终身教职。[126]主要照护者可以兼职，同时留在终身教职轨道上（实际上是将她们的试用期延长一倍），还可以适时回到全职工作。但是，尽管一些大学确实提供了这种选择，但仍然非常少见，而且在别处，由照护责任导致的兼职工作也会带来贫困问题。
一些女性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在德国，诺贝尔奖得主、发育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尼斯莱因-福尔哈德意识到，与男博士生相比，有孩子的女博士生处在何等不利的境地，于是她设立了一个基金。[127]这些女性是“专注研究的人员”，她们的孩子白天有别人照看。但受制于长时间工作的文化，这还不足以让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托儿所下班后，这些女性将又一次受到拖累。与此同时，她们的男同事和没有孩子的女同事“在争分夺秒地加紧阅读文献或者做研究”。所以，尽管这些女性是专注研究的人员，但还是在纷纷退出竞争行列。
尼斯莱因-福尔哈德基金的目标是阻止这种管漏现象③。基金得主可以领取一个月的津贴，把这笔钱花在“任何能减轻家庭负累的事情上：家庭保洁服务、购买洗碗机或干衣机等节省时间的电器、在夜间和周末托儿所打烊时聘请临时保姆”。基金得主必须在德国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或从事博士后工作。最关键的一点是，与休产假的美国学者申请终身教职延期的性别中立做法不同，基金得主必须是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