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考虑性别问题”，[109]而且尽管女性在冠状动脉疾病方面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110]但英国拨给男性冠状动脉疾病的研究经费远远高于女性。事实上，由于英国国内缺乏基于性别的临床研究，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名誉教授安妮塔·霍德克劳夫特曾写道，对于心血管治疗，“有必要利用北美和欧洲的研究，因为这些地区已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111]
不过，尽管英国的情况很糟糕，其他地方也依然存在重大问题。首先，我们刚刚看到的有关女性在试验中代表不足的例证表明，这些政策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事实上，对NIH的研究分析也发现了这一点。在NIH第一项呼吁将女性纳入医学试验的政策颁布4年后，z.府问责局发布了一份报告，批评NIH“没有提供方便查找的、关于研究人群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因而无从确定NIH是否执行了其自主提出的建议。[112]到了2015年，z.府问责局仍在报告中称NIH“规定在临床试验中包括两性，但执行得很差”。[113]
美国制药商也仍然存在很多漏洞，他们不希望不和谐的雌性带着凌乱的激素进入他们整齐的临床试验，这样太昂贵、太麻烦了。规则只适用于NIH资助的试验，独立药企可以为所欲为。有证据表明，许多药企确实是为所欲为：2016年的一篇论文发现，“在一项行业调查中，四分之一的制药商没有专门招募足够数量的女性作为代表参与药物试验”。[114]当涉及仿制药时，FDA只规定了“指导方针”而没有规定规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指导方针完全被忽视了。而NIH将女性受试者纳入临床试验的政策并不适用于细胞研究。
这样一来，现有的药物当然存在问题。每年有200万女性服用安定（Valium），用于治疗从焦虑到癫痫的各种病症，数十年来，该药一直被积极地推销给妇女。[115]然而，2003年的一篇论文指出，[116]在对这个俗称“母亲小帮手”的药物所进行的随机临床试验中，从未测试过女性。美国z.府问责局199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可公开获得的处方药中，只有不到一半接受过性别差异分析。[117]2015年荷兰的一篇论文直言不讳地指出：“大量现有药物对女性的具体影响完全未知。”[118]
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尽快着手解决这些数据缺口，若不填上这些缺口，女性（美国约80%的药物由女性摄入[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