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性别观点”。经过女性活动人士“数十年的游说”，[7]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于2000年通过。但18年过去了，进步微乎其微。首先，现有数据非常有限[8]——这本身就暗示了采取这一决议背景的严重性。而现有的数据很不乐观。只有2名女性担任过首席谈判代表，只有1名女性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签署过最终的和平协议。[9]要在冲突之后的环境中执行与女性权利相关的政策，资金还是相当“不足”，[10]在基本要求方面——将女性纳入所有代表团——取得的进展也是如此。[11]在一些领域我们甚至倒退了：201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只有一半包含了针对性别的条款，而2015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中有70%。在2017年6月的阿富汗和平谈判中，女性在谈判者中占6%，在调停者中占0%，在签署方中也占0%。
2016年至2017年为什么发生突然逆转，还没有相关的因果数据，但在2014年纽约国际和平研究所举行的关于女性、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非正式圆桌会议上，一名与会者提供了线索。这位参与者称：“联合国和其他权力掮客都屈从于不让女人进入会场的要求。当地z.府如果说‘我们不要女人’，国际社会就会妥协说‘好吧’。”[12]和灾后重建的情况一样，这类和平谈判给出的排挤女性的理由各不相同（文化敏感性、加入妇女会拖延谈判、达成协议后反正还能再把女人加进来），但都可以归结为几百年来一直用来哄骗妇女的那句话：g,m后我们再来找你。
这显然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认为女性的生命不如“人类”的生命重要，而“人类”指的是男性。但是国际机构将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随随便便扔出窗外，就不仅是性别歧视，还是愚蠢之举。妇女参加谈判不仅使协议更有可能达成，[13]也使和平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对1989年至2011年间签署的182项和平协议的分析表明，当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时，协议至少持续两年的可能性增加了20%，协议至少持续15年的可能性增加了35%。[14]
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女性更擅长谈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女性的谈判目的有关。克莱尔·卡斯蒂勒霍作为研究脆弱国家的治理和权利方面的专家，曾指出：“女性常将男性精英向来忽视的重要问题提上和平建设的议程”，比如程序和机构的包容性、可得性，以及地方和非正式领域的重要性。[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