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饭塚事件”的判决书中发现了相同的数值：
使用123bpLadderMarker鉴定出的“16-26”型，对应AllelicLadderMarker的“18-30”型，也可能对应“18-29”“18-31”……
29、30、31……这些数值是一样的吗？《科学警察研究所报告》中提到，替换新标记物后，旧型号可能对应两个新型号，可“饭塚事件”中的“16-26”型竟然有三个对应数值！再者，出现“也可能”字眼的判决书，真的可以作为下达死刑判决的依据吗？
如果按照“饭塚事件”判决书的逻辑来解释，那么菅家的“18-29”、科警研后来认定为凶手DNA型的“1830”、被害人小真实的“18-31”，全都成了相同的型号。
还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无论是“足利事件”中的菅家与凶手，还是“饭塚事件”中的久间三千年与凶手，采用科警研有缺陷
118法检测出的被害人松田真实的DNA型是‘18-31’，其母亲的DNA型是‘30-31’。”
如此一来，衬衣上残留的“18-24”型只能属于凶手本人。可即便本田教授如此做证，检察官还是装聋作哑。
本田教授陈述完被害人的鉴定结果后，指出一种可能性，即科警研鉴定出的不是凶手的DNA型，而是被害人或其家属的DNA型。
小真实的DNA型是“18-31”，母亲松田瞳的DNA型是“30-31”。上文提过，MCT118法是两个数值的组合，这两个数值分别来自父亲与母亲。也就是说，小真实DNA型的数值中，18来自父亲，31来自母亲。
案发之前，衬衣上很有可能附着了母女两人的DNA。既然如此，试样凝胶上出现18、30、31三个条带便不难理解。那个消失的DNA型，即之前被科警研认定是凶手DNA型的数值，正是“18-30”。
科警研通过被害人鉴定，很可能已经知道最初鉴定出的是女儿或母亲的DNA型。
佐藤博史律师得知鉴定结果后指出：“一九九一年的科警研根本没有能力区分29、30、31，这是一个把一切混为一谈的可怕鉴定。”
菅家的“18-29”很可能因为太接近“18-30”而被强行认定为与凶手一致。
他们真的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第四章提到，123bpLadderMarker被指出有缺陷后，菅家与凶手的DNA型由“16-26”更改为“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