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要去超市,孩子在后座睡得正香,你不忍叫醒孩子,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回来,打开车内空调后便悄悄地下了车。可超市里的人偏偏很多,你没办法按照预想的速度完成购物。孩子醒了,开始在车里哭着找你,到处乱碰想要打开车门,却误把空调关了,或者把车子熄火了。不久,车内温度攀升,车外春意盎然,车内却超过了五十摄氏度……
记者应该报道的,难道不是这些事
可不是什么滞纳的税金,而是死刑。
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菅家虽然对逼供的警察感到绝望,可仍相信日本这个国家。他后来跟我说:“我一直以为审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像大冈越前那样的人,什么都不问就可以洞察我是冤枉的。”菅家相信出色的法官能识别有误的DNA型鉴定、严刑逼供下的虚假口供,自己很快就能重见天日。
因此,税金不能不交。
菅家无数次提出,只要再做一次DNA型鉴定,便会真相大白,可是,面对菅家的信任,日本的司法系统做了什么?媒体倾听过他的声音吗?
“饭塚事件”中,类似情形再次上演。
申请再审的辩护团举行了数次记者见面会,律师在会上告知公众科警研DNA型鉴定的疑点、目击证词的听取经过等。每一次都是记者云集,内容却鲜少见诸报端。一些报社在久间被判有罪时,只报道来自侦查机关的消息,此时对于辩护团的主张,不过辟出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来报道。德田律师在记者见面会上一脸痛苦地批判了这种现状。“上次我告诉大家,检方写了反驳文,我评论他们的反驳非常可笑。可第二天的报纸上只出现了‘检方提出反驳’这样的报道。”他深深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各位是带着何种心思来听我们的讲述呢?你们听了辩方的话后仍然只写检方的反驳内容,那我们说这么多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再审后证明久间无罪,报道此案的记者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成为焦点。请各位务必回去查证一下,自己的报社过去都报道了什么。凶手论的报道铺天盖地,导致久间的家人连这样的场合都不敢出席。”
究竟应该报道什么?
举个例子,家长去购物,将年幼的孩子留在车内,导致孩子高温中暑死亡。这种悲剧每年都在发生。接着,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新闻:“因涉嫌遗弃致死,某某警察局逮捕监护人某某某,于某某日起诉。”
看到这样的报道,人们想必会觉得报道里的家长无可救药,或者一笑置之,认为自己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这类报道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