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环保政策……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构成他们眼中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互竞争,不公平。
所以,特朗普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自称,他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的”贸易;他的目的不是关闭国门,而是各国国门打得一样开。但真要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目标,特朗普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他特别热爱打关税战呢?因为在所谓“有限z.府”的理念下,z.府能动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汇率、很难盖工业园、很难指定产业补贴、税收和工资方面的影响力也很有限……所以看来看去,最方便下手的就是关税,而这一招恰恰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造成双输局面。
当然,这只是部分西方人的看法。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z.府在经济中保持重大角色,经济保持相当的国有成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的经济模式,为什么一定要按你们的模式来下棋?“发展型国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特色,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都有过这种z.府强势干预的倾向。所以,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全球化中的“三难困境”
不管这个争论谁对谁错,它的后果是,一些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成了竞争负担。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曾经用一个词概括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我们都听说过“两难困境”(dilemma),但是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m;主政治很难兼得。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z.府手脚,使z.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一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难困境”。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悲观。超级全球化虽然给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