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子里那种“豪赌”。你可能抽中李光耀、抽中文景之治，但是综合历史和地理上的概率分布而言，你更可能抽中的，是穆加贝、是萨达姆、是万历崇祯。威权体系所包含的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可以被称为“威权体制的俄罗斯轮盘赌法则”。
m;主体系当然也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走向当代欧美那样的繁荣富强，也可能出现印度那样的治理绩效低下。但是，大体而言，当它治理表现不佳时，多半不是因为“运气”，而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原谅我使用一个比较粗陋的说法，“自作自受”。因为在m;主的情形下，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众不像威权体制下的民众那么“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则是民众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只不过，既然是试错，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但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一个无尽的省略号。这种开放性，是其区别于威权强人体制的基本特征。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的研究显示，m;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Gerring）等人把m;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4]什么意思呢？就是m;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m;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尽管这个国家经历了各种失败与创伤，但是，不能说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希望在哪儿？在萨达姆式人物的回归吗？我很怀疑。伊拉克不需要新的两伊战争，不需要新的海湾战争，不需要新的化学武器，不需要新的集体坟墓，也不需要再来一个领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被拉走枪毙。
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有年轻的人口、有相对世俗化的政治传统……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许是过去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失败，这些失败，以极其沉重的代价告诉伊拉克人，怎样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条。现在，逊尼派知道萨达姆再也回不来了，什叶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独霸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