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这个连续谱是从0到100分布，有些国家是站在10的人和站在7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40的人和站在10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30的人和站在80的人打，等等。重要的不是某个群体的绝对位置，而是“本土派”和“达沃斯派”的相对距离。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不要简单地把现代和传统之争看作正义和邪恶之争，并不是说，现代的就一定比传统的要好，或者全球的就一定比本土的要好。现代主义走到极端，可能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价值走到极端，也可能成就压迫性的等级制度。历史上，无论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还是极端的进步主义，都曾带来巨大灾难。避免妖魔化任何一方，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
显然，过去几百年，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斗争，在世界各国一直存在，但是，或许是因为全球化加速，或许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这一斗争近年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动员以及势均力敌的状态。比如英国退欧，支持者接近52%，反对者差不多48%；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修宪，支持者51%，反对者49%；埃及2012年大选，穆尔西支持率52%，他的对手支持率48%；委内瑞拉2007年公投，支持者49%，反对者51%；等等等等。这种势均力敌又不断升温的政治角逐，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频繁上演。
观察近年各国的政治，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比如，埃尔多安赢得了无数土耳其人的热爱，但是在伊斯坦布尔2019年的市长选举中，反对党两次都获胜。奥尔班是很多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是，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市长选举中，奥尔班支持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在俄罗斯，普京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是莫斯科却时不时爆发抗议示威。这种都市在乡镇当中“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现象，正是各国“文化内战”的表现。
不妨来看两个小例子。一个是土耳其前些年的“头巾战”。大家可能知道，从凯末尔时代以来，土耳其就一直是一个强力推行“政治世俗主义”的国家。1982年，土耳其军z.府出台了一个“头巾禁令”：所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不得在工作场所戴头巾。1997年，z.府又将此禁令扩大到大学。在政治世俗派看来，既然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个世俗国家，那么公职人员不戴头巾，正是土耳其“政教分离”的象征。
但是，过去二三十年左右，土耳其出现了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回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