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安栗顺利回家工作,赶上了海归博士还吃香的年头,在高校开始了安静艰苦的“tenure-track”之旅。从外表看来,她好像就没出过国,或者,只是去了外地几年,那几年还不如留在上海赚钱,或嫁人,那样的话,现在孩子都能很大了。去英国读书这件事,在安栗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实际的光环,她既没有拿到身份,没有留在海外高就,也没有发财。好处是,也没人非找她代购。家族里的男性亲戚们从不会跟她谈论脱欧、足球、梅根和哈利王子的移民趣闻,或者哭着下台的梅姨,他们只会有意无意嘲讽她:“我们听人家说只要不在牛津剑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就说自己在英国读书,不然他们就会说,我在牛津或者剑桥读书哈哈哈。”舅舅们说这话的时候,仿佛跟安栗没多大关系,也不为了专门嘲讽她。他们就是要说一说,不说憋着就难受。他们既不知道安栗在做什么,也不真的想知道。她,就是一个女孩子,家里的一个女孩子,还是一个书呆子,静静地冒着傻气。平日里,安栗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四五年前没多大变化。上海房价的变化,远超过她的变化。就连母亲,在凝视她半晌之后,最多说一句:“你也有点见老哦,不过不仔细看也看不出。因为你老得也不算难看,像我。”
在现实世界,没有人知道,两年前她在莱比锡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遇到了伯乐。那位英国业界大牛看了她的研究很感兴趣,他特别喜欢中国,觉得中国人奇异,奇异又压抑。他手上刚好有一组书在编,要编很久。那个书系,后来收入了安栗的博士论文。书的封面做得漂亮,用了一张老人与天使的照片。这简直不可思议,极少有年轻学者有这样的待遇,这为安栗后来的求职营造了光环,她确实有所获得,从社交中,从研究方向里,甚至是从“亚洲”的符号里。同侪们并不那么看,他们觉得那些虽然都是她的好运,但安栗身为年轻女性的原罪也不遑多让,对猎取好运是有极大助益的。于是逐渐有传说,说安栗是研讨会花蝴蝶,人虽其貌不扬却很会跟大佬联络。也有人说,安栗英文并不好,却有人免费为她润稿,这是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等好事呢?谁知道呢?还有人索性说:“她啊,早就被殖民了。”圈子很小,说这些话的人,安栗都认识,有的人一起吃过饭,有的人她陪游去参观过牛津剑桥,有的还跟她请教过投稿的问题。开始时,听到这些话,安栗是会难过的。时间久了,就习惯了。她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