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口号“是的，我们能够”(Yes，wecan)，就会激动不已。
多元史观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在历史学领域，多元史观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各种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更高的层次，多元史观至少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时间性的理解反而变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年代。比如，当代西方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领域，并且每个领域的内部又有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第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类研究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诚如休厄尔所说，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Sewell2005，49)。历史虽没有前定目标，但是却遵循着多种结构/机制性的规律。
(3)循环史观
循环史观是在亚伯拉罕诸教兴起之前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所共享的一种古老的时间观。个中原因很简单：古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数时间性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具有循环性。在西方，循环史观盛行于基督教诞生前的希腊罗马。近代以来，西方人一悲观，循环史观就会回潮，比较典型的有尼采(Nietzsche2001)的循环史论和斯宾格勒(Spengler1980)在“一战”后提出的以四季交替作类比的文明兴衰论，但是一旦走出了阴影，各种带着制度自信的进步史观在西方的影响力就会马上回升。历史记忆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中其实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循环史观也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验层面的研究。比如，奥尔森分析了为什么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控会随着承平日久不断增强，从而成为国家衰亡的原因(Olson1984)。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Wallernstein1979；2007)，保罗·肯尼迪(Kennedy1987)的大国兴衰理论也都有很强的循环史观的意味。特钦(Turchin2003；TurchinandSergeyNefedov2009)从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