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着所谓的高文化(highculture)，与农民的地方性低文化(lowculture)相对。而进入现代世界之后，读写能力普及，高文化成为普遍的文化，从而催生了民族主义。这里暂时翻译成“农业—文化政体”。——译者注">
前工业社会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社会”。相反，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精英处于各种社会群体之上，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其他群体因为相对弱势，不会也不能干涉这些文化和语言。这不过是些微型的利维坦。地方层级的秩序通常建立在亲属关系纽带的基础上，因为地方上的许多人没有属于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的感觉。相比之下，罗马精英确实共享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以拉丁语和希腊语知识为基础的。举例来说，一个北非或中欧的别墅也有可能和英国或西班牙的相似。<注："前现代社会的规则系统之间的差别是巨大且明显的。盖尔纳的模型的一个更大的优势在于，它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不同利益。盖尔纳给出了一套简洁的四组对比：集中的/非集中的，种马/阉人，开放的/闭锁的，结合的/非结合的。每一组对比都有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一组比如罗马教会和伊斯兰教乌里玛(ulama)宗教阶层的分散组织；第二组比如封建武士和太监之间的差别，两者在生理层面上分别忠诚于罗马和古代中国；第三组比如中国庞大官僚管理系统里考试选拔的*员和传统印度世界里世袭的婆罗门；最后，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军事和宗教权力是结合的，这与种姓系统之中对不同职能的细致划分完全不同。还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增加复杂性——比如通过帝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相互借鉴和帝国创造新的兼容性的教义的尝试。">对此，我们可以做进一步补充，汉学家拉铁摩尔(Lattimore)在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Lattimore1940)一书之中提出了同样杰出的概念：社会整合圈层(circlesofsocialintegration)。在前工业社会的环境里，由于现代通讯方式的缺失，经济因素难以整合大片的区域——尽管地中海是这种普遍情况的一个例外。税收也许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因此第二个圈层会更大一些。但正如罗马和中国的城墙所展示的，军事权力可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图1农业社会结构的普遍形式(Gellner1983，9)
首先，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