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区域划分相关。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列宁式政党”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它势必要与不同的地理区域、地域化的思想形态、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传统发生碰撞、磨合。g,m者来自的“五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洪泽湖）与“四海”（东海、黄海、南海、渤海）之间的差别就势必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意识到：为什么中国**党最早的**主义小组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和济南这六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毛**创建的中央根据地落足在赣南、闽西，而不是在他的家乡、大g,m时期农民运动的中心之一的湖南？为什么中国**党军队的高级将帅大批出自湖南、湖北和四川而不是其他地区？为什么南方苏区根据地与客家区域有大量的叠合现象？为什么抗战时期八路军首先是在山西而不是其他地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什么大别山能成为1921—1949年唯一一个28年红旗不倒的地方？实际上，这些问题除了与当时当地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也与特定的自然历史地理及区域文化、社会和经济传统有关（应星、荣思恒2020；应星2022）。甚至那些走上g,m歧途的人也与其出身的区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比如，中国的无z.府主义思潮在广东有较大影响，中国的“托派”分子较多来自江浙地区，这都并非偶然现象。当然，就如同阶级出身不能决定党性强弱一样，区域空间本身也无法决定g,m的胜败或道路的正误。但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需要考虑区域空间这个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某些复杂作用。恰恰在这里，社会学的视野、人类学的训练以及地理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理解中国**党g,m道路和政党治理传统的一些重要而独特的入口。
四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虽然是我在对中国**党g,m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提出来的，但是它与西方社会学界既有的事件社会学、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与谱系学分析有着明显的承接关系，所以，它对广义的历史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学领域可能也具有某些启发性。为此，我们需要对几个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清。
首先，“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或策略，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事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意义。这里涉及有关社会实在(socialreality)的基本性质问题。孙立平(2000)在提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