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社会学将文化与意义等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关注行动主体与历史的或然性，而这些概念往往难以量化，这无疑也限制了定量方法的使用（Adams,ClemensandOrloff2005；严飞2019；郦菁2020；钱力成2020）。尽管如此，定量方法在因果论证方面的独特优势仍值得更多的重视。<注："值得注意的是，复杂的定量因果识别策略要求学者能够找到恰当的研究场景，比如某种历史外生冲击。然而不是所有的研究议题都可以找到外生冲击以便使用最新的定量技术，这种“方法导向”的研究取向会限制学者的选题，因此历史社会学对前沿定量方法的“保守性”一定程度让学者避免研究方法对学术想象力的束缚。">
社会现象往往是复杂的，多种因素交互塑造了我们的经验研究对象。多因多果是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定量方法虽然在识别相关关系、应对因果识别中的内生性挑战等方面着力甚多，然而统计分析只能告诉我们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概率学意义。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提醒学者要对历史情景以及因果传导链条有充分讨论，即哪一个机制、如何起作用，其背后的结构性条件为何，以及同样的因果关系在不同场景下的异质性等等（Clemens2007；赵鼎新2021b）。而这些正是定性历史社会学者所推崇的“置于历史情景之中的案例比较”(contextualizedcomparison)与对因果链条的“过程追踪法”(ProcessTracing)的优势所在(MahoneyandThelen2015)。更重要的是，方法要服务于问题，根据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以及发问方式，需要灵活采取不同论证工具。总而言之，综合定量与定性方法进行论证，充分还原历史场景的复杂性以及规律性应是可取的方向。
【参考文献】
陈云松、范晓光，2010，《社会学定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测估社会互动的因果效应研究综述》，《社会》第4期。
陈志武，2016，《量化历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清史研究》第4期。
甘怀真著，2012，《身份、文化与权力——世族研究新探》，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侯旭东，2002，《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第4期。
郦菁，2020，《知识研究与历史社会学》，《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2期。
林展、陈志武，2021，《量化历史与新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