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的或对抗的制度性安排,也可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周老师的这个提示,再结合此前对我产生影响的艾瑞克·沃尔夫(EricR.Wolf)关于乡民社会的研究,促使我去思考乡村普通民众(不包括乡绅、地主土豪等乡村“精英”)的“意识形态”或“道义”(即斯科特的表达),及其行为和行为规范,乃至组织架构,亦即乡民的“制度”(其“正式”与否且不论)。乡村民众的意识形态(农民的“道义”“民意”)、行为规范以及乡民的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会是我未来一些年中试图开展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
周老师在评论中把我称为历史学者,我非常高兴。我努力固守所谓“历史学研究的本位”,虽然也时常怀疑这个本位的存在与意义,更怀疑自己对它的固守。读周老师的评论,最大的感觉就是周老师在吸引我离开这个本位。所以,这个回应,其实是在拒绝这种“诱惑”:对社会历史理论的向往促使我在历史学者的座位上立起身来,顿了一会儿,我还是坐下了。吴于廑先生曾谈到,做学问要立足于种好自己的菜园(也许是花园吧),也要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别人的菜园,看看人家在种什么、怎样种,再想想自己的菜园(大意)。周老师的评论让我知道别的菜园主人怎样看我种的菜,促使我抬起头来,看看一个更大世界里别人的菜园子。虽然我又低下了头,但我心里已经有了别人菜园的景象。也许,我的菜园里下一季的番茄会长得有点不一样。
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于武昌珞珈山东山头
【参考文献】
陈立著,1984,《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
徐畅,2021,《读〈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百里不同制》,“澎湃新闻·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