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在心里默默做着笔记:中长发或长发最好——但也不能太长;高跟鞋和裙装是首选,但鞋跟不能太高,裙子也不能太短;需要表现得自信,但绝不可咄咄逼人;需要尽可能多地微笑,但切忌“卖弄风情”;愤怒时必须控制自己的动作和语调,以免显得过于情绪化——尽管男律师的情绪化反倒更容易赢得陪审团的心;哦对了,整个庭审过程中还得说上无数次的“谢谢”和“对不起”……女律师总是面临着双重标准和双重约束,如果说男性对手的进攻方式是近身肉搏,她们的战术则更像是击剑。法学院有位女教授曾特地用一堂课的时间提醒所有女生:她们的外表和举止将受到来自法庭每个角落的无情审视,所以必须密切注意自己的穿着、语言和行为方式。“记住,”教授用一种冷静得近乎冷酷的语气说,“要做法庭上每个人都喜欢的人。”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早早打消了成为一名出庭律师的念头——她消化不了这些现实,也无力质疑那种笃信。初入律所时她留心四周,发现工作环境相比法庭的确更可接受。但有些过于强大的事物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只是潜伏在折缝和阴影里,以更微妙的形式呈现。起初是发现没有足够的女性mentor(导师)可供选择,继而意识到身居高层的女性榜样本来就少得可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制结构助长了“男性俱乐部”的风气,如果你不打高尔夫球,你天然就处于劣势。苏昂的女同事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孩子,这一事实令她察觉到家庭与事业绝无可能兼容。即使你下午5点半下班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晚上在家干上四个小时的活儿,你仍然会被认为“没有尽到本分”,或是“自动放弃了晋升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接不到大案子,自然也就没法向律所证明你的价值。于是许多女同事“自动”选择了离开,当起了全职妈妈,或是转行去做时间更灵活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她从未听说有哪位男同事为了家庭而离开律所。无数次地,她从他们发号施令的神态、他们相互拍打肩膀的姿势、他们对她们说话的语气中看到那种笃信。“别浪费时间了,”他们仿佛在说,“这终归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渐渐地,她学会了适应那种笃信。当平川开车时调侃起路边正在倒车的“女司机”,她也和他一起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外出开会时遇见挺着孕肚的女律师,她会忍不住在心中嘀咕“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已为人母的女同事转行去做公司法务,她不仅认为那是明智的选择,还会由此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