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咱们会在一起的，”我说，“你瞧着吧。”那护士第二次来巡
我又被抬到了上头的铺位上。那固然很好。等她一走，我就得试着再爬下来。如果她是一个老太婆，那么把真情实况说出来也比较容易，然而她是这么年轻，最多只有二十五岁，那就不好办了，我对她不好开这个口。
这时候，克罗普来搭救我了，他不怕羞，别人被弄得难堪他都无所谓。他就去招呼那位女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小姐，他要——”可是艾伯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意思无可指责、合乎礼貌地表达出来。在我们前线，只要说这么一个词就成，可是在这里，对着这样一位女士，可他一下子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情形，便流利地续完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原来是这样，”那护士说，“不过上了石膏，他不应该从床上爬下来。那么，您要什么？”她转身问我。
对于这个新的转变，我大为震惊，因为那个东西行话叫什么，我毫无所知。那护士倒来帮我的忙了：“小的还是大的？”这种丢人的事！我像猴子一样冒着大汗，狼狈地说：“唔，只要小一点的——”
不管怎么说，这句话至少产生了一点效果。
倒在地上了。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能听清楚，”我喃喃地抱怨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面的一扇门开了。那位女护士拿着个灯走了进来，直朝我望着。
我拿到了一个瓶子。几小时之后，就不再光是我一个人了，到了早晨，我们对这些事都已经习惯，而且提出什么要求，也一点不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火车走得很慢。有时候它停下来，把死了的人抬下去。停车的次数很多。
艾伯特在发烧。我的情况还可以，只是有点疼，不过最糟糕的是，在那石膏绷带下面可能还有虱子。痒得厉害，而自己却挠不到。
整天，我们就是睡觉。田野风光从车窗外悄悄地掠过去。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25]。我从护士那里听到，艾伯特因为发烧，就要在下一站抬下去。“这一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到科隆。”
“他从床上摔下来啦。”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不过，你没有发烧。”
“没有。”我表示同意。
“那么，你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的。”我把话岔开了。现在，盘问又开始了。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瞅着我，她越是干净和优美，我就越是不能告诉她我需要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