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说：“当年李海叔叔在我们家喝棒子面粥，你忘了？”
我有点难为情。
我们回家的那个早晨，李家的三辆车都来了。后备厢里放满了东西，似乎是要把这些年的亏欠都补齐。我对自贡哥说，你这是干什么。自贡哥说，没事儿，现在咱有条件了。我无言地看着他们把东西塞进后备厢，又打开了车门，往车座底下塞。自贡哥说，我们这代比父辈强，赶上了好时候，他们一辈子活得太辛苦，太憋闷，太委屈。不怕二妹笑话，我们兄妹几个都参加工作了，老爹还非要跑去你家看究竟，看你们的日子过成了什么样，他这一辈子，算是跟
地问，我说错话了？
我没有告诉他是“打秋风”这三个字刺痛了我。那几十年的等待和期盼……不是这三个字所能涵盖。就说那十只鸡蛋，也不是简单的事。冬天母鸡都不爱下蛋，有时母亲要跑几户人家去借。为了还上人家的鸡蛋，家里的母鸡不知要受多少冤枉骂……我抹了一把眼泪，摇头说不是，不是你说的那样。自贡问，哪样？我没有解释。我情愿相信，时过境迁以后，这只是自贡哥当下的语境，他的话像掠过耳畔的风一样没有分量。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
我们在承德耽搁了三天，李家兄弟几个全程陪同。我和海棠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仿佛是，我矜持，她比我更矜持。我们都是参透了彼此内心的人。吃饭，旅行，住宿，都是她跑前跑后、忙前忙后。可我却感受不到她内心的温度，她更像一个称职的导游员。这一点，让我很别扭。我主动与她攀谈，问起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回答得简约而又冷淡：丈夫在人事部门上班，孩子在江南上大学。回答完，转身就去忙别的了。我思忖：莫非自己又居高临下了？那种有恩于人的嘴脸是让人厌烦的。我努力调整着自己，心态，神情，脚步。我的心思总围着她在转，不知她是被我起初的矜持所伤，还是这些年形成了这样的性格。或者，她只是以一种报恩者的心态在尽责任和义务。想到后一点，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我有些后悔，初次见面不该计较太多。
我跟严先生交换对海棠的看法，严先生说：“海棠是多好的人啊，不温不火，不徐不疾，礼貌周到。是你对人的要求太高了。”
我说：“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严先生说：“你就爱瞎多心。”
谈起这两天所受到的礼遇。严先生说：“过去你们总说人家忘恩负义，这次知道种瓜得瓜了吧？”
我有些心虚，说：“别瞎说，谁说人家忘恩负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