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连信也要带走?”
“们粗略地看过遍,并未发现什线索。但或许会有用,可以带回去交给更机智人调查。”
“福田先生,”陶展文向刑警走近步说道,“其实,刚刚在俱乐部与大家商量下徐铭义善后事宜……们认为,必须将大体情况告知徐铭义在香港女儿,所以想粗略统计下死者遗产。不知能否让将登记证内容及借据金额做个记录?”
“可以,反正们很快就会归还。您若急用,现在就可以记录下来。”
陶展文迅速开始记录,完事后又对刑警说道:“能否让看看那捆信?”
如何整齐规矩,其本人已经不在,即便有物品遗失,们也无从得知。幸好您还记得黑皮账簿。老实说,那是们目前发现唯线索,破案全靠它。”
“手提保险箱没上锁吗?”陶展文问道。
“没有。”刑警盯着陶展文说道,“钥匙在被害人本人套衫口袋里。有两种可能——要是其本人打开;要就是凶手抢走钥匙,打开保险箱后又放回口袋里。”
“是打开后又放回去。”陶展文毫不犹豫地说道。
“哦?您竟然如此确定?”刑警怀疑地说道。
在得到同意后,他开始查看装信文件夹。里面约有三十封信,他将所有信件逐翻看,找很多遍,却始终未能找到署名辻某某威胁信。
“谢谢!”说着,陶展文将文件夹还回去。
警察唤来管理员清水,在他和陶展文二人证明下,刑警们将必要物品装入橘子箱[1]后扬长而去。
“哎呀,他们终于走。虽然没做坏事,但有警察在,总觉得心神不宁。”清水似乎终于松口气。
陶展文在转椅上坐下,随后陷入沉思——自己坚信写威胁信人不会犯下杀人罪行,这也许是对自己直觉过于自信。必须考虑到切可能性。如今,
“若是徐铭义打开,他定会锁好。他这个人性格,是不可能在办完事情后却忘记上锁。”
“原来如此。”刑警点头说道,“不过,也有可能是徐先生自己打开锁,但在重新锁好之前就遇害……可是,这事实对推测出凶手有何帮助呢?”
刑警思考片刻,似乎终于打定主意,对客厅里同伴们说道:“好,们准备撤退,把要带回警署物品整理下,由陶先生和管理员做个证明。”
“什物品?”陶展文问道。
“保险箱里有些登记证、借据以及期票之类东西,或许可供参考,所以要暂时借用。此外还有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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