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结官府，在评定家财等级时暗中做手脚，把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可能彻底杜绝
，但至少他们是不敢无所顾忌、大张其鼓地这样干
。
人头税按户征收，则可以更加便于征调，因汉末战乱以来，人口流动性大，而户相对来说稳定性要大
些。按户征取绢、绵，计算起来也更为方便，特别有利于收取整匹绢、布，不致因人丁零落而造成上交绢、布破碎不整，这样也就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不致造成浪费。
将人头税从收钱改为按户收取绢、绵，曹操在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期间即已在兖、豫二州施行，这样做也是充分考虑当时实际情况。当时中原带，家庭纺织业同农业是结合在起，几乎家家都有绢、绵手工业产品。而自战乱以来，铸币业已近于废弃，民间、特别是农民拥有货币极为有限，般都采用谷、帛进行交易，如果要他们用钱币上税，就必然会给商贾提供乘机压榨农民机会，加重农民负担。因此，改征农民自己能够生产实物，对农民是不无好处。
东汉中叶以来，农民对z.府承担赋税呈逐渐增多之势。质帝本初元年（146）九月朱穆就曾在奏记中说：
“现在宦官当权，水灾蝗灾接连发生，而朝廷花费却比以前增加十倍。河内郡，过去征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现在却增加到十五万匹。当官是不会出钱，这些负担全都摊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又大都逃亡，只留下些空头户口；户口既少，而家中没有资财又多，因此所受到盘剥也就更加惨重。二千石官吏碰到老百姓就像是碰到敌人，要
强迫他们出卖田土房屋，要拼命拷打他们，弄得老百姓忧心如焚，朝不保夕。”
由此也就不难见出斑。因此，曹操规定平均每户交纳绢两匹、绵二斤，明令除此之外不准任意额外多收，特别强调豪强地主对田土资财不得“有所隐藏”，以将赋税转嫁到农民头上，确实是在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后来，西晋在灭吴统全国后征收课田赋，规定每个丁男课田五十亩，要收租四斛，也就是平均每亩要交租八升，剥削量比曹操规定增加倍之多。户调令则规定丁男（十六岁至六十岁男子）作户主，每年平均要交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十六岁至六十岁女子）或次丁男（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和六十至六十五岁男子）作户主折半交纳，即纳绢匹半、绵斤半，边远郡县只交三分之二或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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