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杨恪并未表现出什么异常，只是在第二天，两人见了一名投资人，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时，杨恪突然问他如果每天不想见面，是不是就是不大喜欢。
翟迪脑中警铃大作，立刻告诉杨恪：“那肯定啊，喜欢当然是天天都想见面。”
“你要是不想见郁知年，”他劝诫，“又不想要钱，这婚结了也没什么意思。”
“不是我。”杨恪干脆地否认了，像没问过一样，开启了工作的话题。
虽然这段对话很短，但杨恪很少问翟迪这类问题，翟迪便一直没有忘记，认为这是杨恪为是否该继续这场婚姻而感到左右矛盾的佐证。
分随意地告诉了翟迪这件事。
翟迪愣在当场。
“你要和他结婚？”翟迪回过神来，这么问他，“已经搬进你家了吗？”
杨恪说是，又没什么表情地说郁知年：“吵得要命，搬了一堆东西进来。”
翟迪仍有些困惑，他知道杨恪的爷爷是谁，清楚遗产金额必定巨大，但杨恪的经济已经独立，且非但从未表露过对遗产的渴望，甚至提起过对爷爷财产的厌恶。因此翟迪忍不住问杨恪：“你打算按照遗嘱办，继承遗产了？”
翟迪第一次对杨恪的情感产生一些怀疑，是在郁知年回国的时候。
那时杨恪准备和郁知年注册结婚，刚好赶上公司筹集资金的时期，人人忙得脚不沾地。翟迪原本劝杨恪等过一阵子空下来，顺便能度个假，哪怕不是和喜欢的人，去享受假期总是好的。不知为什么，杨恪硬是不愿意，压缩安排，挤出了一天，非要在两年满期时便与郁知年注册。
订好的注册日，翟迪一天没收到杨恪的消息，致电关心，杨恪没接。
到了很晚，杨恪才给他发消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休息两天。
翟迪觉得在结婚这天生病，未免有些倒霉，又打电话过去，杨恪接了，听起来有些疲惫，说自
“嗯，”杨恪当时看起来很冷静，像平日里交流工作似的说，“把那些东西给他。”
杨恪的话说得暧昧，有许多可理解的角度。再往后过了许久，翟迪恍然发现，他理解出了错误的一种，但细细回想，他觉得这也不全是他自己的错。
和郁知年同居后，杨恪的变化并不大。
大学毕业，正式入职公司，杨恪天天待在办公室办公，最早到，最晚走，根本不像个在恋爱的人。
唯独有一次，在大约入职半个月左右时，他们和一间跨国公司的负责人开视频会，开到凌晨，翟迪当时的女朋友来公司等他，会议结束，他们走出去，隔着玻璃，看见她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