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选择又不相同,他在抗战初期,跟陈寅恪想法模样,其后迅速完成思想转变。
或者说从未改变,胡适向是“实干派”和“悲观派”。
七七事变以前,胡适上蹿下跳搞求和,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日大使,要为中日两国友好贡献力量。看战争已经无法避免,胡适又上蹿下跳,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想要说服美国介入中日战争。
或许老蒋是被烦得不行,才把胡适任命为特使扔美
情况都未改变,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凭心论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坚决不挠者,亦似只有彼(老蒋)人。自余之文武大员,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比比皆是,终以蒋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绝对服从,忍耐痛苦,坚持到底。汪先生之离变,正为般有知识者之代表。”
们以前揭常凯申许多黑底子,但实话实说,老蒋对抗战贡献非常巨大,即便他各种微操作坑害队友。他身边那些军政大员,十有八九都想着赶快议和,老蒋通过独裁手段生生压下来。
这也是即便到抗战后期,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支持常凯申原因,他们认为唯有英明领袖独裁才能抵抗到底。
可想而知,现在丢广州,武汉马上也要弃守,中国疆土沦陷近半,那些军政大员士气该有多低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能够坚持年而不速亡,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来真格。
陈寅恪就更悲观,直接在诗里来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
你自己悲观倒也罢,为什偏要写成诗歌,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更多人?
后世有本描写文人南迁书叫《南渡北归》,书名便是引用于此,但未免有些不合适,文人们并非个个都像陈寅恪那悲观。
倒是陈寅恪父亲更有文人风骨,在平津沦陷后,陈三立先生坚决不愿投日,绝食五天,忧愤而死。
当然,咱们也不能把陈寅恪往死里批判,他只是悲观消极太甚,爱国之心还是有。至少陈寅恪在香港时候,两次拒绝日寇威逼利诱,辗转跑去西南大后方当老师。
陈寅恪思想和行为很矛盾,但又能代表很大部分文人。他对时局既悲观又失望,还写诗埋怨老蒋抗战是独夫行为,把国家前途当做赌博来孤注掷。面对日寇40万大洋利诱,他又能冒死两度拒绝,跑到西南穷乡僻壤去过苦日子,并饿着肚子边教学边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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