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湘军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报复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形势:京师本来就有大批曾氏兄弟反对派,他们之中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部分是嫉妒眼红。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帐,指使、收买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半个月内,曾国藩连接到军机处寄来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最险恶政治形势。五十六岁曾国藩,在经历过番极度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办法。高、李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流动作战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手里。这中间只有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战略,与孙传庭办法是致。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决不能因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切地自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场。
曾国藩用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办法。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奏疏拟好后,赵烈文、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劝他不必如此。担心朝廷会像咸丰八年那样顺水推舟,全部接受。曾国藩执意拜发。他并非意气办事,他有自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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