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周寿昌后,曾国藩直个人怔怔地枯坐在书房里,不吃不动,仿佛老僧入定般。夜晚,欧阳夫人亲自送来碗参汤,劝他喝下,又劝他为国为家保重身体,早点躺下休息。他谢夫人好意,答应立即就睡。待夫人走后,他关好门,拨亮灯,拿出纸笔来,思量着要写点东西。
昌花板和赴津办教案上谕同天到达,明明白白地预示着他此次津门之行是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他无甚留恋;官居品,封侯拜相,已位极人臣,也无甚遗憾。他最挂牵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担心曾氏家族会有天突然败落。这样事,对于大家世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他希望曾家能够避免,至少能推迟几代出现。要写话,多少年来烂熟
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
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钦此。
天津事起之后,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早已作好到天津查办准备,他对这道圣旨不感到意外,对圣旨中所提到惩办迷拐人口及为首滋事人员决定,他也深表同意。但这件事办起来,必有千难万难,曾国藩心中也非常清楚。不过,他却不能推辞,只得答道:“臣曾国藩遵旨。”
周寿昌念过上谕之后,随即走过来,双手扶起病体衰弱曾国藩,心里涌起股怜悯之情。
“涤生兄,这是件极难措手事,京中议论甚多。”周寿昌关心地说。
“知道。”曾国藩情绪十分低落,“但身为直隶总督,天津闹事,能不管吗?”
“要这样,”周寿昌望着曾国藩满是皱纹又略带浮肿长脸,以及两只上下眼皮几乎完全靠拢眼睛,诚恳地说,“去回复皇太后,说你重病在床,不能起身,请太后另简别人。”
对老朋友这番情义,曾国藩深为感谢。瞬间,他也觉得可以接受,本来自己就已告假在先,并非临事推诿。但他转念想,又觉不妥。此事关系太大,处理得好不好,都直接牵联到整个国家命运。自古忠臣遇到国家危难之事,即使重病在床也要力疾受命;当年林文忠公就是这样死在前赴广西路上,赢得千古忠贞美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悲壮诗句在他脑子里浮起,他决心向林则徐学习:力疾受命。
“应甫,你回去禀报皇太后、皇上,就说过两天就出发,定要把天津事情处理好,请圣上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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