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侦探小说是一回事，成为侦探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热爱阅读侦探小说。我不只是编辑它们。我从小到大都把它们当作消遣读物。事实上，我对它们如饥似渴。你一定有过那种感觉：外面下着雨，屋里开着暖气，你全神贯注地阅读一本书。读啊，读啊，感觉书页从指缝间一页页滑过；突然间，你右手那边的书页比左手那边薄了，你想慢些读，但还是忍不住不停地翻啊翻，直到看到那个让你几乎难以置信的结局。这就是侦探小说的独特的魅力。在出场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侦探会和读者产生一种特别的、实则独一无二的关系。我认为，这就是侦探小说能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占据特殊席位的原因。
侦探小说完全围绕真相展开：不多也不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当你读到最后一页，发现每一个字母i都点上了点，每一个字母t都加上了一横，这与生俱来的魅力难道不让你感觉心满意足吗？这些故事模拟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我们每天都被紧张不安和模棱两可包围，我们用了半辈子时间都在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当我们终于迎来那一刻，发现一切都讲得通了，很可能我们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每一本侦探小说都能提供这种乐趣，这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喜鹊谋杀案》令人恼火的原因。
在我能想到的其他作品中，我们都在追逐心目中英雄的脚步。间谍、士兵、浪漫主义者、冒险家。可我们和侦探肩并肩站在一起。从一开始，我们就有着相同的目标——实际上目标很简单。我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参与其中，并不是为了钱。不信你去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他几乎从未拿过报酬，虽然他明显手头宽裕，但我不确定他为自己所做的贡献开出过哪怕一张支票。侦探当然比我们聪明。我们希望他们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美德的化身——福尔摩斯抑郁，波洛自负，马普尔小姐唐突而古怪。他们不需要有魅力。看看尼禄·沃尔夫[1]吧，他大腹便便，连从纽约的家中出门都困难，只能定做一把椅子来支撑身体的体重。布朗神父长着一张就像诺福克郡水饺[2]一样呆滞的圆脸，眼睛像北海一样空洞。上过伊顿公学，从牛津毕业的彼得·温西勋爵爷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还故意戴着一个单片眼镜。斗牛犬德拉蒙德也许赤手空拳就能杀死一个人（这或许是詹姆斯·邦德的灵感来源），但他也不是男性楷模。事实上，H.C.麦克尼尔描写德拉蒙德时，一语中的：“幸运地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