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三下午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那里注意到两个女生——卡特里娜和苏菲——几乎总是坐在一起。圣诞节几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她们问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开口跟她们说话。我以前从未喝过“一杯咖啡”——我从未尝过咖啡的味道，因为这是教会严令禁止的——但我跟着她们来到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收银员很不耐烦，于是我随便选了一杯。她递给我一个过家家大小的杯子，里面盛着一大汤匙泥浆颜色的液体。我眼巴巴地望着卡特里娜和苏菲端回我们桌旁的杯子里的泡沫。她们讨论起课堂上的概念；我则纠结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们轻松自如地使用高深复杂的术语。其中一些术语，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听过，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比如“霸权式男性气概”，我读着就拗口，更不用说理解了。我喝了几口苦味的浓缩液体，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们谈论的是女权主义。我盯着她们，好像她们在玻璃后面。我从来没有听人将“女权主义”这个词用作谴责以外的含义。在杨百翰大学，“你听上去像个女权主义者”标志着争论的结束。它也表明你输了。
从咖啡馆出来后我去了图书馆。在上网查询了五分钟、去了几趟书架后，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摆了一大堆书，都是我如今已经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贝蒂·弗里丹、杰梅茵·格里尔、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每本书我只翻了几页便合上了。我从未在书本上见过“*d”这个词，也从未将它说出口。
我回去上网，然后又来到书架前，将“第二次浪潮”作家换成第一次浪潮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从下午一直读到晚上，第一次为自己从童年起就感到的不安建立了一个词汇表。
从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将自己的未来与他的交换。未来我要当母亲；他要做父亲。两者听上去差不多，实则不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就是成为一个决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另一个则是成为被使唤的人之一。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与我其他的自我认知一样，这种认知源自那些我认识和我爱的人的声音。这么多年来，那种声音像耳语般一直伴随着我，刨根问底，担忧焦虑。那个声音说，是我不对。我的梦想堕落扭曲。那个声音有许多音色、许多音调。有时它是父亲的声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把书带回房间，读了整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