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当年董乐的调查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凌漠说，“以现在的心理学理论看，确实只能证明杜舍有着明显的人格缺陷，心理是很有问题的。但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他的精神并没有什么问题。”
的地，甚至知道他们乘坐在飞机上的大致位置。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些信息是部里下发的机密文件，而作为董乐这样的组织内部实习生，是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
一个保密的组织连它的内部信息都不能做到保密，那么要这个保密组织做什么？此事牵涉甚广，所以公安部决定，要求守夜者组织停职检查。
寥寥几份文件，也看不出当年守夜者组织经过了多少次检查和内部调查，但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
而结合去年傅元曼、萧闻天和唐骏的那次谈话，萧望和萧朗大概知道了几位长辈心存憧憬的原因，那就是一种壮志未酬而又恰逢时机的感受啊。他们瞬间也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压力陡增。
显而易见，从当年守夜者组织被停职开始，虽然没有撤销该组织的命令，但是一直也没有恢复行使职权的命令，直到前不久的大沙盘演习。而在这漫漫二十几年的时光里，守夜者的老成员们几乎全部离开了组织。
尤其是到1996年《刑诉法》修正案颁布实施后，那些持有“处决派”意见的成员更是纷纷辞职，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自谋职业。
唐骏也是在那段时间里辞职，并应聘到大学去担任心理学副教授的。而另一些守夜者组织成员，不愿意离开警察队伍，也不可能在这个名存实亡的组织内部闲着，所以通过组织程序，调离当时的岗位，到公安机关其他岗位上，继续做着“背抵黑暗、守护光明”的活儿。萧闻天就是如此，虽然当年因为押解过失受到组织上的严重警告处分后，他离开守夜者组织，去南安市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他破案无数、功勋累累，也最终成为南安市公安局的局长。
不论寻找了什么样的出路，在1996年3月份左右，守夜者组织就处于完全解散的状态了。而五十二岁的守夜者组织组长傅元曼，在受到记大过处分、降职降级处分之后，也办了病退的手续，成了一个空壳组织唯一坚守的光杆司令。
这些材料，把大家拉回了那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代，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当年法治精神争议过程中的硝烟，更是让大家回顾了守夜者组织衰败的历史原因。现在年轻的他们需要重拾组织荣耀，却不知道自己能否沿着先辈们的足迹，继往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