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33)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
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34)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生中精神最痛苦
时期之。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麟书于二月四日去世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
摆脱困境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待批准即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并且给假三个月，让他在家治丧。
咸丰七年五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日子，遂奏请在家守三年之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于是向咸丰皇帝摊牌，给皇帝上道奏折，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愁苦愤懑都说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苦衷，授予他职权。
他在这封叫《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著名奏折中将官场潜规则说得很清楚。
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员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不经州县之手？”但地方*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员，而“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他“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35)
他虽有保举权，但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部下，“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36)
他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37)如果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就只能“在籍终制”，就是说不复出山。
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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