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
部下
责任。接下来，他反戈
击，揭出左宗棠当年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撒手锏抛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手。事情闹到这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双方你来
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就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被“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代名臣，以副厚望。(69)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左宗棠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70)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其实左宗棠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朋友不止曾国藩人。他和郭焘嵩、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
相比之下，曾国藩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曾国藩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人物。曾国藩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
对人谈论他与左氏是非短长，真做到“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停止不对曾国藩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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