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42)。洋人死伤如此惨重，但是天津民众丝毫不觉得自己理亏，反而认为杀得还不够多。
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欢呼雀跃。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中，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天津绅士中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写的《讨粤匪檄》，有人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比如“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让他们深感共鸣。他们相信，曾国藩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
因此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以天津县四十八堡士绅为主的各派代表一百余人，首先拦住曾国藩的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地连声控诉天主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接着，又发生了四起拦轿呈词事件，每次都有几十上百名地方头面人物齐刷刷跪在轿前，大声吁喊，“万口一声”。“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43)。旁观的百姓更是成千上万，填街溢市，对曾国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进了公馆，刚刚坐定，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给曾国藩出主意。或者建议曾国藩利用天津民气正旺，一股气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还有人“高明”地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
这股情绪的巨浪差点儿打了曾国藩一个跟头。曾国藩在抵津次日《谕纪泽》信中说：“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气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44)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困难。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不但挑战了清z.府控制下的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了乡绅社会的传统权威。许多中国人“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很多老百姓信了教之后，自恃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不再点头哈腰。因此，凡是教会势力所及的地方，绅士无不强烈地感觉到失落。他们有文化，有时间，有财力，所以，他们成了反教的先锋和主力。
当时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宗教，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的人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往往是两类人，一类是重病患者或者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一类则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而有的传教士到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