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被冷眼环视的陌生之地，也往往愿意招收一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莠，广收徒众”，形成“莠民以教士为逋逃之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的局面。《历史三调》也说：“教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基督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约束的。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45)后来参与此案处理的丁日昌分析天津百姓为什么如此痛恨天主教时说：
天津莠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知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之’之愤。(46)
也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地痞流氓很多，一入教，更是横行乡里。而*员们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都非常气愤。
曾国藩在入觐慈禧太后时，也当面提及了这一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47)
听说威名素著的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起一则新的谣言，那就是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他们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都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们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洋人杀光，还我天朝上国的清净。
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在前往天津的路上，他写好了一篇文告《谕天津士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出示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48)把汹汹好战之心先都收起来。
此文一出，全体天津人都有点莫名其妙，搞不懂曾大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署‘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缕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49)
但是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曾大人肯定不会和洋人开仗了。那么且等着看曾大人下一步会怎么做。
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拟先将道、府、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