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靠近首都，越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往往自然灾害越多，而边远地区却很少有灾害
记录。这显然并不符合客观规律，只能证明边远地区不大可能获得及时救济，因而灾情报告不是没有留下记载，就是被层层官僚机构耽搁
；或者是因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根本就没有上报。[22]
明代正是这样，表面上虽有仓政，但无实际。各处仓廩“朽坏倾圮，殆不可支，且诸廒空虚，绝无粒米，
值岁欠，饿殍盈涂”。仓库都已经年久失修，关键是里面根本没有存粮。明代官府赈济往往不及时，官府即使偶有开恩赈济，“往往又弊端百出。用人不当，*员腐败，在赈济过程中上下其手，从中渔利，从而使灾民不得实惠。并且明代官府赈济往往不及时，这也减少赈灾有效性。这种灾荒体制几乎丝毫不能减轻人民饥饿状况”。[23]
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大灾之时，历代z.府不但没有救助措施，而且还要继续催收赋税。王廷相在《答献忠论救荒事宜书》中说：“夫荒歉之时，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此，遇灾不行申达，既灾之后，犹照旧贯追征税粮，是已病嬴之人，而服劳苦，安得不毙？故流殍载途，闾井萧然，祸民深矣。”饥荒时候，百姓吃不上饭，但是官府不管这点，照旧追征税粮，从而使本来就已经贫困到极点民众雪上加霜。
所以遇到灾荒，中国农民境遇往往非常悲惨，人吃人是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固定情节。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途经灾荒地区，依据亲身见闻，给皇帝上书：“
从正月离家北上，出县境才二十里，就见到道边有人在割人肉剥人皮，如同杀猪杀狗样，根本不避人，路人见也不为怪。这令毛骨悚然。又往前行走半日，见位老妪在路边放着个死去孩子，边割煮边哭。问她：‘你既然要吃他，又何必哭？’老妪说：‘这是孩子啊，要不吃，也是给别人吃。所以不如自己吃掉。’因此数日吃不下饭。”
过度汲取和没有福利保障，是中国社会循环性崩溃主要原因。往往只有到快饿死时候，农民们才开始起义：“民有不甘心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那些不甘心活活饿死老百姓，聚起来当强盗造反。你要是把他们抓住，他们还毫不愧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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