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书中对古希腊
“理想城市”进行
描述。他说，城市内部设计最重要是健康和卫生。事实上，古希腊城市中也确实出现人类历史上最早体育场和疗养设施。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建筑师希波丹姆斯设计思想强调与自然协调，城市边界以山或者海为界，城墙形状是不规则，目是人与自然环境间关系不受破坏。[61]
而中国城市建设原则是“整齐”。《周礼·考工记》这样描述理想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夫。”[62]特点是方方正正，棋盘式布局，突出政治需要，“非令壮丽，无以重威”。高大城楼和宫室，是为突出政治上威严和压制。
同样，到中世纪后期，西方城市精神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原则仍然有着极大反差。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基本都是经济原因自发形成，是“无规划城市”，中国古代所有城市却都是政治性，是“规划城市”，作为首都、省级、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出现。在唐朝，中央z.府明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在州县z.府所在地之外，不许出现自由集市，因此也不会产生经济性城镇。而西方中世纪城墙大都是市民自己集资建造，中国城墙则是国家以征发劳役方式建造。和上古时样，中世纪欧洲城市多呈不规则形状，而中国城市布局直都是正南正北，四四方方，处处体现规矩意识。
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精神是“自由”，而中国古代城市精神是“控制”。宋代以前，中国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目是对城市居民进行严格束缚，便于管理。因此，如果穿越回大唐长安，你会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闭。长安城内分成100多个里坊，每个里以上见方街区都用高大夯土坊墙围起来，如同个小城，只在四方开4个门，居民想要上街，必须经由四门。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地方不许开设商店。整个巨大城市之内只有两个市场。炒个菜炒到半，发现没盐，你没有选择，只能到东西两市去买。假如你住在长安城内偏南丰安坊，那
距离最近是西市，你需要走上整整6里地，来回就是12里，才能买到包盐。而且出门前你还得注意下时间，因为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12点到太阳落山前7刻才营业。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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