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余力,则以学文。”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因为又回台北家中来。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奢望就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小说。们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次作文,老师要们写篇小说,想这下展才机会来,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叠,翻半天,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后来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篇,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两次后,才不尴不尬地把自己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记得他那天只穿件汗衫,面在翻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刻,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文章“死刑”,恐怕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话,对于个初学写作人,褒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笑道:“你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第篇正式发表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半,便到美国去。虽然夏先生只教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写作影响是大。当然最重要是他对初“登台”时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分析也使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文字。他问看些什作家,说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那时看许多浪漫主义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后来看《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弊端有那样深刻认识。
大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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