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勇的小说，虽然以人物为中心，但他小说中的“主题”(theme)，并不比人物次要。在他最后几篇里，主题甚至压在人物之上，人物像是被作者特地选出来表现主题的。在白先勇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有下列几个：
一、由于逃避“现实”，由于缺乏勇气、力量去面对与接受它，或由于只肯后顾，不肯前瞻，许多人便在不自觉间与世脱节，觉得自己一无所属，终于成为一个失败者。白先勇对这一类人物充满同情，似乎不愿归罪他们，而归罪于我们这残酷的、过分讲究“理性”的世界。《我们看菊花去》里的姐姐，《寂寞的十七岁》中的主角，《安乐乡的一日》之依萍，都是这一类型的人。
二、人性之中，有一种毁灭自己的趋向，这趋向是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直把人往下拖，拖向失败、堕落或灭亡。像玉卿嫂，《香港——一九六〇》的余丽卿，《那晚的月光》中的李飞云，《谪仙记》里的李彤，都是因为敌不过自己，才走向败亡之途。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过去，可是如今，这种大气派的中国文化，竟已没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我们缅怀过去，不胜今昔之感。辉煌的往日，已是一去不返；我们除了默默凭吊，默默哀悼，又能怎样?
这最后一个主题，一次又一次地在白先勇的最近几篇小说中出现。尹雪艳、朱青和钱夫人，都可说多多少少象征着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尹雪艳是吗啡样的麻醉剂，暂时使人止痛，忘忧，但终于把人引向死地。朱青受战乱之害，历经折磨，终致失去灵性，麻木不仁。钱夫人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只因为“长错一根骨头”，她开始走下坡路，终于变成空壳一个，与世脱节。而《谪仙记》(请注意“谪仙”二字的象征意味)里的李彤，绰号叫做“中国”，用意更是明显。这几篇小说的语气(tone)中，有一种怀古念旧的余韵。
白先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作家。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各种写作技巧，使得他的作品精炼、现代化；然而他写的总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故事。他写作极端客观，从不在他作品里表白自己的意见。可是读他最后几篇小说，我们好像能够隐约听见他的心声。我们感觉得出，他也像《谪仙记》里的慧芬那样，为着失落了的中国(李彤)，心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