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查理在一起，我相信会有一大堆人追求她。可她从来不风骚、放荡，所以她和查理在一起后，其他追求者就撤退了。
“所以我才把查理留在身边，”有一次她一脸严肃地这样对我说，看见我很吃惊的样子她扑哧笑了出来。“开玩笑的，傻瓜。我爱他，爱他，爱他。”
查理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一年级时我们成天在一起，因此我才认识了埃米莉。第二年，查理和埃米莉在城里找了间房子同居。虽然我常常去他们那，但是那些与埃米莉在唱片机旁的交谈已经成为往事。一来，我每次去，都有几个其他同学坐在那里又说又笑。再者，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体声音响大声地播放着摇滚乐，说话都得用喊的。
这些年来查理和我还是好朋友。确实我们不如以前那样常见面，但这主要是因为距离太远。我在意大利、葡萄牙，还有西班牙这里待了好几年，而查理则一直待在伦敦。要是这么说让你觉得好像我是个空中飞人，他是个宅男，那就好笑了。因为查理才是整天飞来飞去的人——得克萨斯、东京、纽约——参加一个个高端会议，而我则年复一年困在潮湿的房子里，安排拼写测试，或者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慢速英语谈话：“我叫雷。”“你叫什么？”“你有孩子吗？”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教英语，刚开始貌似还不错——很像大学生活的延伸。语言学校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若说教书很无聊、课酬很低，那个年纪的你不会太在乎。你泡在酒吧里，很容易就交到朋友，感觉自己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的一部分。你会遇见刚从秘鲁或泰国教了一阵子书回来的人，你会觉得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满世界跑，就可以利用你的关系在哪个你向往的遥远的角落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你永远是这个舒适的巡回教师大家庭的一分子，一边喝酒一边聊着以前的同事、神经质的学校主管、英国文化协会里的怪人。
八十年代末期听说去日本教书很赚钱，我认真地计划要去，但最终没去成。我还想过去巴西，甚至读了一些介绍那里的文化的书，要了申请表。可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只去意大利南部、葡萄牙教了一阵子书，又回到西班牙。不知不觉就到了四十七岁，身边共事的人早就变成了聊不同话题、嗑不同药、听不同音乐的另一代人。
与此同时，查理和埃米莉结了婚，在伦敦定居下来。有一次查理对我说，等他们有了孩子以后，要我做一个孩子的教父。可到现在都还没有。我的意思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