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我们去外面吃午饭吧。我给埃米莉留个信。我们慢慢吃，等我们回来，你的房间——这整间公寓——就都收拾好了。”
“可我们不能叫埃米莉收拾。”
“哦，她不会自己收拾的。她会去叫清洁工。她知道怎么烦他们。我，我连他们的电话都没有。午饭，我们吃午饭吧。点它三道菜，来瓶红酒什么的。”
查理所说的公寓其实是一栋四层楼高的排屋的最顶上两层，
如今要孩子已经太迟了。我必须承认，我一直觉得有点失望。也许我一直幻想给他们的孩子做教父能让他们在英国的生活与我在这里的生活有了正式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多么微小。
总而言之，今年初夏，我去了伦敦待在他们那里。事情已经事先安排妥当，动身前两天，我打电话确认时，查理说他们俩都“很好”。所以我一心只想着在经历了肯定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几个月后好好休息、放松一下，根本没想到别的。
事实上，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当我走出伦敦地铁站时，脑子里想着：不知自从我上次来了以后，他们会对“我的”房间做怎样的改进。这些年来，几乎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有一次，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个闪着光的电子小玩意儿；还有一次，整个房间都重新装修过了。但不管怎样，几乎有一条基本原则，他们按着高级旅馆的样子为我布置房间：摆好毛巾，床头放着一小罐饼干，梳妆台上备着几张CD。几年前，查理带我走进房间，若无其事地炫耀着打开各种开关，各种巧妙地隐藏起来的灯开了关、关了开：床头板后面、衣橱上面等等。还有一个开关按了以后，隆隆隆，两扇窗户上的百叶窗慢慢放了下来。
“查理，我要百叶窗干吗？”那一次我问道。“醒来的时候我想看见外面。窗帘就可以了。”
“这些百叶窗是瑞士的，”他这么回答，好像这就说明了一切。
可是这一次带我上楼时，查理一直小声咕哝着，等到了我的房间，我才明白他是在道歉。眼前的景象我从未见过。床上空荡荡的，床垫污渍点点、歪歪斜斜。地上一堆堆的杂志、书和旧衣服，还散落着一支曲棍和一个喇叭。我吃惊地站在门口，查理则清理出一个地方放下我的包。
“你那样子好像要见经理，”他挖苦地说。
“没有，没有。只是这里看上去和以前不太一样。”
“乱糟糟的，我知道。乱糟糟的。”他在床垫上坐下，叹了口气。“我以为清洁工会来打扫。结果没有。鬼知道怎么没来。”
他好像很沮丧，可突然他腾地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