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世的时候，他为她办了场像样的葬礼。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来了。那些又矮又胖的女人戴着贝雷帽，浑身散发着樟脑球的味道，穿着镶海狸鼠毛领的大氅，仅露出了脑袋和苍白的脸。当被雨水淋湿的麻绳绑住的棺木被缓缓送下，她们轻声整齐地啜泣，然后成群结队走向公交车站。她们手中的雨伞，犹如一个个穹顶图案。
就在那天晚上，他打开了家里的吧台，她在那儿收着自己的文件。他东寻西觅……并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钱？股票？债券？或许是一张养老保险单，就是电视、广告上常能看到的用黄叶簌簌落下的秋景做宣传的那种保险。
最后他只找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储蓄账簿，还有父亲的党员证。父亲在1981年安然离世，坚信自己的信仰是形而上学的永恒秩序。他看到了自己上幼儿园时画的画，被收在一个带橡皮绳的纸质文件夹里。他有点感动，从没想到她还攒着他的画。他还看到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用蔬菜、鱼、肉、水果做的菜谱。每种做法都独立成页，每种的名字都包含稍许润饰意味——饮食词汇也是需要美的。“带芥末的辣味菜”“德拉安娜腌南瓜”“阿维尼翁沙拉”“克里奥尔牛肝菌”。有些菜名起得有点儿标新立异：“苹果皮果冻”或者“糖拌菖蒲”。
这让他产生了去地下室看看的想法。他已经好多年没去过那儿了。但是她，他的母亲，很喜欢在那儿待着，他也从没觉得奇怪。当她觉得他看电视球赛的声音太吵，而她的抱怨又越来越没用的时候，他就能听到钥匙相互碰撞、接着门被狠狠关上的声音，然后她就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那时他就会觉得这下天下太平了，开始逍遥自在地干自己最爱干的事儿：干掉一罐罐啤酒，盯着两伙穿着不同颜色上衣的男人追着一个球，从球场的一端跑到另一端。
地下室看起来格外干净。这儿铺着块又小又破的地毯。哦！他记得在小时候就有这块地毯，还有一个长毛绒沙发，一切历历在目。这儿还有一个带底座的落地灯和一些大概不知被读过多少遍的书。然而，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摆满了的一排排架子。每个瓶上都贴着不干胶标签，上面写着他在刚才那本菜谱上看到的名字：“斯塔霞夫人腌黄瓜，1999”“随口青椒，2003”“佐霞夫人猪油”。有些名字听起来很神秘，比如“干馏四季豆”——他实在想不出，“干馏”是什么意思。瓶子里发白的蘑菇、多彩的蔬菜以及血红的辣椒，激发了他对生活的渴望。他急匆匆地翻找着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