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种叫‘不理想
噩梦’，那是在噩梦里挣扎、喊叫，但醒不过来，困在噩梦里就是醒不过来？”检察官继续问。
“异议。”口罩律师大喊，说，“检方提问与此案无关。”
审判长沉思
下，说：“请检方说明这样提问目，
想听听看。”
“被害人对性侵过程不是完全忘记，仍有残存记忆，但记忆模糊，”检察官又敲
下笔，“黄莉桦小姐在陈述自己被性侵过程时，数次提到场梦，是跟她核对，以便回溯她事发当日记忆。”
“异议驳回，请检方继续提问。”审判长说。
律师口气被审判长纠正，也被要求更正提问，才说：“你被你认为性侵时，有确切说不要吗？”
“忘记。”
“请书记官在笔录上载明，”口罩律师拉下口罩，冷冷地对法台上穿黑袍、始终快速打字书记官，说，“告诉人黄莉桦小姐面对她认为性侵过程，她‘忘记’有没有反抗，而不是说‘不要’。”
发现，掉入圈套。
这次换成检察官反主诘，由她问话。
路上，你记得廖景绍跟你互动，比如他摸你手，你没有拒绝；他摸你脸，你也没有拒绝。但是到社区后，你就不太清楚？”
“是。”
“所以，当事人送你上楼，跟你求爱这件事，你记得吗？”
“不晓得。”
“所以，当事人在跟你发生性行为时，你觉得那是场梦？”
检察官回到提问：“黄莉桦小姐，有种叫‘不理想噩梦’，那是在噩梦里挣扎、喊叫，但醒不过来，困在噩梦里就是醒
这位检察官是女，与之前侦查庭询问男性检察官不同。喜欢这样安排，女检察官给安全感，她四十几岁，予人稳重感，也许是专门派来打性侵官司。她停止敲笔，看两位辩护律师眼，才对说：
“黄莉桦小姐，你听过‘理想噩梦’吗？”
“不懂？”
“那是你做个噩梦，在梦里被人追杀或遇见恶鬼，不断挣扎，不断大喊，然后这时候忽然醒来，大喊不要，这叫‘理想噩梦’，听过吗？”
“没有。”
“是。”
“你有拒绝吗？”
“有，记得有说不要，在侦查庭与笔录上都是这样说。”
“你要想清楚，因为你说你进入社区后，醉得不省人事。”口罩律师用犀利口气问，“你之后事都忘，怎
记得自己说过不要，所以你是没有说还是不知道？或者是忘记？”
“异议，辩护人骚扰证人，而且诱导性提问。”检察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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