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熙宁五年（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
。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
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遇到别人反对，则,bao跳如雷——现代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人。
显出王安石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个不可饶恕行为，倒不是他政治社会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唯解释人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名家疏解。以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滥用，又是对学术污辱。中国科举考试，般都是以经书段为题，而应考者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建立，就是说国内考生必须在每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儒学，直到“鹌”、“果”、“雉”等字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厌恶感。
王安石《三经新义》也和他语言学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本无存。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经典；考生意见如与宰相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七三）三月，由他小儿子和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应声虫与否而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提，王安石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样。在他《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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