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而成
，并不是经过哪个单个事件，
下子就成为异见人士
。像大多数人样，他也有行为前后不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好像既不怕德国人，也不怕苏联秘密警察。但是，1952年，斯大林反犹运动压力越来越大。官方登出封公开信，说犹太医生要谋害斯大林性命，呼吁以最严厉手段惩办这些医生。格罗斯曼同意在信上签名。[11]
在那个节骨眼上，格罗斯曼居然示弱，这似乎很奇怪。有可能是他时失常：当时他刚刚和诗人兼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sandrTvardovsky）有过争执，头脑不怎
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上头让他签字。[12]然而，《生活与命运》几乎是部百科全书，把极权社会错综复杂人生百态和盘托出，也从未有人比格罗斯曼更好地明确写出个人要想抵抗极权压力艰难：
但是有种看不见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威慑重量，它强迫他按它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心收缩，溶解他决心……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人，感到惊讶倒是另点：敢于发下火，哪怕是迸出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个表示抗议手势。[13]
格罗斯曼并不想掩盖自己失策。他最自责是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没有把母亲从别尔基切夫接出来。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为她和母亲关系不好。战争前夕，格罗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亲来莫斯科，住在他们家里，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却说地方太小，不方便。[14]1941年9月，他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被德国人杀害。同时被害还有生活在别尔基切夫30000名犹太人大多数。
格罗斯曼死后，在他文件里发现个信封。里面有两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母亲，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另封是母亲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写，除信还发现两张照片。格罗斯曼在第封信里写道：“
总在想，你是怎样死，是怎样走到被害地方，想几十次，也可能想几百次，杀害你那个人长得什样，那人是最后个见过你人。知道，当时你心里直都在想着。”[15]有张照片是母亲和瓦西里合影，照片上他还是个小孩儿；另张照片是格罗斯曼从个德国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