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丝毫感觉不到脑袋上的分量了。
由于周围没有男人，每个人的心情都好得出奇。这种情绪还带了点传染性。我们嘲笑自己陷入泥里时那副毫不淑女的模样。女人们还会时不时地齐声唱和，甚至偶尔喊几嗓子。只要找着了调，我也会加入。父亲的使命至少在一个方面成功了：刚果人很喜欢我们的音乐。她们用自己的语言唱《十字架战士》，营造出了一种奇妙的气氛。甚至基督教里最悲戚的哀歌，《无人知晓我见过的苦厄》，被这些闲庭信步的女人唱出，也有股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味道：“纳尼奥泽姆帕西扎佐！纳尼奥泽姆帕西！”我们的确见过了无与伦比的苦厄。但在那一刻，当我们迈步向前走，任凭雨水似溪流般从我们的头发上潺潺而下时，恍然有种我们要共赴狂野冒险之旅的气势。我们普莱斯家的那份悲伤似乎已属另一个时代，根本没必要再去想了。唯有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在环顾四周寻找露丝·梅，惦记着她是否还暖和，需不需要再多穿件衬衫。随后，我忽然一惊，啊，露丝·梅再也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我们沿路走远，而她没有和我们同行。
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飘散开来，直到它发现了阿纳托尔。有些很特别的想法压在我心上，我很想告诉他。比如，绿曼巴蛇的口腔是纯净的天蓝色，还有我们像但以理那样在地上撒了灰，捕捉到了六个脚趾的脚印。这件事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阿纳托尔在基兰加也不安全，和我们的处境一般无二。但也许没有人是安全的吧，毕竟有太多的事情都颠倒了黑白。布隆古召开政治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在阿克塞尔罗特的窝棚里，艾达看见的那个嘲笑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们真的要去杀了卢蒙巴？我们穿越丛林时，听见了远处的枪声，但女人们都没提，我们也就没吭声。
我们沿着奎卢河边的小路往上游走。我们一家住在基兰加时，我一直认为文明世界在我们的下游，因为船都是那样驶往班宁维尔的。但当母亲从村里步行出发时，她问了好几个邻居哪条路通往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都说，最好往上游走。两天后，那条路就能带我们抵达布隆古。在那儿，它和另一条宽一点的西向路交会，我们便可经陆路去往首都。邻居家的女人说，路上会有卡车，也许我们可以搭到车。母亲问她们，她们自己是否走这条路去过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面面相觑，十分吃惊，竟有人问这样的怪问题。没有，她们都说没有，她们没理由走那条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