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可憎的故国竟还为之欢欣鼓舞。我腾腾腾地走入灶间，听见老鼠早已跑进了木薯堆，正是对我怨怼之情的回敬。
这是我和阿纳托尔不得不苦苦熬过的一天。我听别人说悲伤可使人亲近，但我和他心里的悲伤却迥然相异。我的悲伤是白色的，毫无疑问，而且还是美式的。我念念不忘露丝·梅的时候，他和其他刚果人却在秘密地为早已丧失的独立举办举国哀悼日。我还记得，多年前，蕾切尔因她那条绿裙子上烧出一个洞而真心地号啕大哭，而与此同时，就在我们门外，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却因空空的腹中烧灼的胃洞而凋谢。那时我真的怀疑过，蕾切尔的心是否只有顶针那般大小。我想他今天也是那样看我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一天，我都可以像我的老朋友、那些本笃会修女那样，祈祷在侍奉更大的荣耀时，让自我意志丧失殆尽。但一月十七日，在我这颗自私的心中，却只念着露丝·梅。
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我注视着阿纳托尔拎起书包，以他特有的脊背挺直的坚定步态，沿路朝学校走去。阿纳托尔。我对造物的第一篇祷告应验了。我们俩至少在身体上因各自囚室的石壁而得以保全。但心灵上的改变，我们仍在挣扎着去理解。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孩提时代的那些祷告所用的语言。于是，我的头脑里回荡着自身广大的静寂。而阿纳托尔却找到了塑造信仰的新语汇。
他的处境和我的一样怪异，却也堪称幸运——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如今，大多数异见人士均遭处决，或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九六一年，蒙博托的军队才刚刚组织起来，仍有不少漏洞。刚开始的时候，阿纳托尔靠和两个百无聊赖的卫兵用瓶盖当棋子下棋打发日子，他们允许他读书、写东西，只要不逃跑就行。他们都喜欢阿纳托尔，很过意不去，说自己还要养家糊口：蒙博托的副手每天清晨过来清点囚犯人数的时候，会给他们几个子儿或一点大米。清点结束后，他就能到院子里遍体疮疤的芒果树下教课。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随便哪一天，只要有人想学点儿东西，他就会教他们读书认字。卫兵们会帮阿纳托尔弄到书，不辞辛劳、想方设法地将他的信寄往各个国家。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发现了伟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夸梅·恩克鲁玛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轻医生阿戈什蒂纽·内图的诗歌。于是他和他们通起信来。内图和阿纳托尔差不多同龄，也是从传教士那儿受的教育。他曾留学国外研读医学，回国后开了家诊所，好让他的同胞获得适当的治疗，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