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天，一帮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诊所，打得半死，然后押入了监狱。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却遭到机关枪扫射，如被伐断的树木般成批倒下。不仅如此，葡萄牙军队还四处将村落焚为平地，以抑制内图的人气。然而，他一出监狱，民众便纷至沓来，和他一起在安哥拉组成了反对党。阿纳托尔受内图的榜样鼓舞，一直在谈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个地方与他相逢。我简直无法想象，毕竟对他们来说，就连现在继续通信都会很危险。
当然，阿纳托尔最忠实的狱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苏的一名修女，这把他的狱友都逗乐了。通往拯救的长木板！②他们就是这么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后的希望。但直到去年秋天我们重逢的那个时候，我对上帝并无多少信心，而且见谁跟谁急，顾不上拯救别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受够了“贫穷、贞洁、顺从”这种话，现在要旧装换新颜，让自己成为阿纳托尔的妻子。一辆医疗疏散吉普把我伪装成尸体，一路历经险阻，将我运到了比柯基。那是科基拉维尔郊外一座废旧的橡胶种植园。我的心上人，经历了三年并无正式指控的牢狱生活，最终获释，他正等在这儿，让死人复生。
我们选择比柯基，是寄希望于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找到他认识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胶业从业者。但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离开了这个国家。不过还是有惊喜的：他见到了伊丽莎白姨妈，他母亲最小的妹妹。十年前，她来这儿找他。那时阿纳托尔已经离开了很久，但伊丽莎白在传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个孩子，之后就没离开过。对阿纳托尔来说，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负孤儿的身份，现在却既有了亲戚又有了妻子，变化不可谓不大。
传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镇，农业站也几近荒弃。辛巴们虽未在此地安营扎寨，却仍将欧洲人的地盘清理得干干净净。种植园里到处都是残砖碎瓦。（在我的想象当中，是那些橡胶工人被砍掉的幽灵之手把这里拆除的。）仅剩下的一栋楼里有座图书室，正是阿纳托尔小时候当用人时自学英语读写的地方。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成了婚，由村长主婚。婚礼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图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赐福，并给母亲带去了一束红色的九重葛。伊丽莎白姨妈在我们肩头披上了传统的婚纱，叫作恩佐勒，这种漂亮的超大缠腰布象征了百年好合，还可以当床单用。
在鼎盛时期结束之后，种植园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间曾被用作军队的库房、产科医院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