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十分难熬——得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轮值。上个礼拜，我们失去了两个孩子。昨天，圣诞节的前一天，时钟转过整整两圈，我始终在照看着三个小生灵，他们的肺吃力地运行着。由于早产，他们的肺犹如蝶翼般平展、无用。是三胞胎。我想起了内尔森关于如何处理双胞胎的说法，以及漠视该传统将会造成的可怕后果。我们这儿的情况更糟：三重灾难降临到了这对可怜的父母身上。我和孩子的爸爸谈了谈，那是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我们说起应好好养育这些患病儿童的时候，他用的是假设语气，显然他并不想耗在这些孩子身边。于是，重负就落到了做妈妈的人身上。当医院里的机器发出轻柔的蜂鸣声，当白底鞋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窸窸窣窣时，灾难却轰鸣着
来更好地了解他。阿纳托尔和我一样，栖居于同一种孤独氛围之中。我们之间的区别是他能够为了利娅放弃自己的右臂和右腿，而我早已这么做过了。
如果脱离了瘸腿的状态，我是否会彻底迷失呢？
在露丝·梅和那么多孩子死亡之后，我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存活下去呢？我的救赎会是死亡吗？
在医院里，我有大把的时间来思考这类问题。我想起自己能接触到无数种麻醉药品，安眠是绝对可以实现的。你睡着的时候，上帝就看不见你，露丝·梅坚信这一点。恶不会剥夺沉睡中的眼睛。生存！③
死亡。
他们时常拜访母亲。去年，母亲新找到了一个类似教会的去处，便放弃了伯利恒的花间隐居地，搬入了亚特兰大的公寓楼。她要游行示威，争取民权。他们付她工资，让她去办公室上班，但我知道她是为示威而活的。她颇擅长此道，而且对危险无动于衷。有一天她冒着催泪弹步行了一英里，然后晚上来到我的住处，好让我检查她的角膜，看是否有损伤。她的双眼完全没有丝毫红肿。我觉得子弹根本伤不着她。
我忽然觉得我也需要宗教。尽管母亲如今已有信仰，可她仍在受难。我相信身边没人的时候，她无时不在同露丝·梅说话，祈求她的宽恕。
利娅也有信仰：她的宗教就是受难本身。
蕾切尔没有。显然，我们这几个姐妹里，就属她最快乐。不过也许可以说，她信仰的是自己这个自创一格的女神。
我没能那么经常和利娅及阿纳托尔见面，对此我很抱歉。当然，我是个医学院学生，课程安排毫无人性，大家都体谅这一点。而且，我住在另外一个校区，和已婚学生的宿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在那儿造孩子，而我们在这儿只能救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