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箱里有一个厚厚的信封。我打开信封，数了数里面的钱。一分不少。信封里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了目标的姓名和能找到他的地方，并附有一张护照照片。我骂了几句。不知道为什么要骂。我是老手，而老手不应该这样，但我就是忍不住。不，用不着看姓名，我认得出照片里的人。格雷斯。帕特里克·格雷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位好人。我生平认识的唯一一个好人。论及品德，大概世上无人能及他。
我只见过帕特里克·格雷斯一次，地点是亚特兰大[1]的孤儿院。在那家孤儿院，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我们。一年到头，他们任我们在肮脏的环境里打滚儿，而且几乎不给我们食物。甚至，如果有谁开口说话，他们就用皮带抽我们。很多时候，他们不解开皮带搭扣，就拿皮带抽我们。格雷斯来的那天，他们大费周章，把我们连同那个他们称之为孤儿院的破地方收拾干净。在格雷斯进来前，院长对我们做了训示：谁要是乱说话，事后将遭受惩罚。我们无数次领教过院长的厉害，知道他言出必行。因此，当格雷斯走进房间，我们全都默不作声。他试图和我们搭话，但我们支支吾吾，避而不答。每个男孩接过他送的礼物，道声“谢谢”，便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我获得的礼物，是一块掷镖游戏用的镖靶。在我说“谢谢”时，格雷斯伸手来摸我的脸。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以为他要打我。格雷斯轻抚我的头发，又默默地提了提我的衬衫。那时候的我，是一个大嘴巴。格雷斯能从我后背瞧出这一点。起初，他什么也没说，接着连说几遍耶稣的名字，最后松开我的衬衫，并拥抱我。与此同时，他向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人打我。不用说，我根本不信他的话。别人不会平白无故对你好。我觉得，这肯定是什么诡计；他随时可能解下皮带，狠狠抽打我一顿。在他拥抱我的整个过程中，我只盼着他能放开我。后来，格雷斯终于走了。当天晚上，我们迎来一位新院长，老师也全换成新的了。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打过我，除了我在杰克逊维尔[2]干掉的那个黑鬼。干掉那个黑鬼是无偿的。打那以后，没人动过我一根毫毛。
我再也没见过帕特里克·格雷斯，但经常在报上读到关于他的新闻——关于他帮助过的所有人和他做的所有好事。他是一位好人。我想无论在哪里，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在这颗丑陋行星的整个地表，他是我唯一欠下人情的人。而两小时后，我将和他见面，我将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
我今年三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