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叫他“克拉格”，也可以保证他不会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敏感的人，但我们要跟他处上一段时间，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聘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任撰稿员，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美差，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每日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1]（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我多少知道诚实地遣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我紧张时无数次捏拢、整形、再整形；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每日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没有得过英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的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价格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我整天就为合众国际社写这种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我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真正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咔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人在讨论棒球，谢天谢地，总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