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2]，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琼洗碗时，房间里一片静谧，甚至有些虔诚肃然。这是我在那三折屏风后的角落里休息的时间，那儿摆了张桌子，上面有盏学生用台灯、一台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3]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
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
——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其后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4]。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描述一番。他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进裤子里。他的头比我的大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来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橱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个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