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喀嚓”一声,归还的车票上多出了紫色的数字标记:“1940年8月31日”。
然而午夜即将来临,它将成为又一个消逝的数字。时制与历法只是海滩上的脚印,就算他们到达奥斯坦德时将是1940年9月1日,又或者有人永远与这个数字无缘,深不可测的时间也对此一无所知。然而人们却饱受时间的戏弄,感受它拉长自己的焦灼,在狭小的空间坐立不安,不停地问:现在到哪儿了?这趟车过去只需要3小时,顶多4小时就够了,现在却要8小时以上,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然后就会有人反驳说,车开得时间长了点,就嘟嘟囔囔、满腹怨言了?您去街上看看那些倒塌的焦黑的房子,它们还没来得及重建,有的再也得不到重建;看看那挤得满满当当的电车;看看肉铺和面包店门前那可怕的长队,还不算上黑市上的漫天要价;看看女孩们补缀的衣服和鞋子;看看我们中间少了多少人,这才叫什么日子!尽管,说句公道话,我们还算不上最值得同情的。这位列日—奥斯坦德的乘客先生,您刚离开列日,您来说说,从5月开始,各种小道消息像宣传单一样满街乱飞,驱使着列日大学的青年男女,驾驶着汽车,赶着火车,骑着自行车,跑到布鲁塞尔,跑到图尔奈,跑到里尔——现在我们进入法国了,不过没关系,可以说法语,再说很快就会轮到法国了——跑到蒙彼利埃,跑到图卢兹,或是享受起普罗旺斯的夏日,有人干脆跑进了意大利,不过很快就兜了回来,接着发现没处可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觅未被占领的地方。他们人生中最长最奇特的暑假结束了。当然,这些反驳只是一种假设,列日—奥斯坦德的乘客未必说得出,因为对我们来说,他所经历的时刻尚且晦暗不明,对他自己或许也是一样。我们只知道他的困惑在某个正午时分到达顶点,在满是碎砖和瓦砾的图书室里,他在残破的书本和纸页间艰难地抽动双脚,就像是在沼泽里跋涉。他望向头顶,仿佛平生第一次看见那无边无际的湛蓝天空。他突然大声说:“不要建造高墙,不要追随必朽之城。”声音清澈而不带感情,仿佛谁在借助他之口说话。
此时此地,携带画的旅伴开口了,慢慢地、笨拙地说:“如果您不介意,我愿意给您讲讲这幅画的来龙去脉,既然我们都要挨过这个晚上,而又没有别的消遣。”
“听上去很有趣,我很愿意。”对面的乘客说,“不过您为何突然改成了说佛拉芒语,您像刚才那样说法语不好吗?”
“的确,我的佛拉芒语只